怎么评价大明王朝1566这部电视剧（顶好快餐加盟怎么样）

“历史都是假的，除了名字；小说都是真的，除了名字。”

——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

这句话当然不能直意去理解。以笔者的理解，卡莱尔意在强调，历史在书写或构建中存在目的性与主观性，从而影响“真实性”；现实主义文学（小说）往往通过形象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深刻反映社会的“真实性”。

“能够和《大明王朝1566》相提并论的国产历史剧还有吗？”

“我是来吐血推荐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！”

“《大明王朝1566》堪称国产历史剧的巅峰！”

网上一片赞声。一部十年前的历史剧，在优酷网和重庆卫视重播，引发业界震动，豆瓣评分高达9.5，上线三天超过1600万！

《大明王朝1566》究竟好在何处？

《大明王朝1566》究竟好在何处？一个字“真”！这个“真”并非剧情，或者说事件，人物信息等等符合史实，若以此标准，不如看纪录片。这个“真”，是人性与人际的“真”，政治与社会的“真”。如同2016年热播剧《欢乐颂》，为什么火？“安迪”存在吗？事件存在吗？不存在，虚构的。但当代都市生活的百态不正是如此么？大家想一想，很“真”对吧。为什么厌恶抗日神剧？是不是觉得侮辱观众智商？本文并不打算考纠《大明王朝1566》哪个角色存在，哪个虚构，哪个事件真的，哪个虚的。背离历史的成份比比皆是，有许多史实硬伤。但这些并不重要，如同卡莱尔所言：“小说都是真的，除了名字。”在这里，“真”可以用一个词语替换，叫作“常态”。看懂了《大明王朝1566》，你就看清了大明朝当时的一个局部空间，理解了皇帝、宦官、官僚、商人、百姓、艺人等各色各样的角色在当时的存在状态。只有“常态”还不够，因此后期剧情出现了“道德巅峰者”对体制的全面宣战，转向高度浪漫主义，或称“非常态主义”。也就是说，先让观众深刻体悟政治与社会的“常态性”（如世俗性、复杂性、权谋性、规则性等），引发强烈的心理共鸣；再以高度理想化与浪漫化的信念与感情，给予强大的心灵震撼！如果真要研究这部剧，无论是艺术价值，世俗百态，还是权谋规则，经验哲理，都是难以用一篇两篇文章来总结的。

大明王朝剧照

总体来说，《大明王朝1566》所描绘的是，在“帝制农商社会”的中晚明，一群古人，在一个畸形变异的体制下，运用高超的权谋与智慧，在千疮百孔面前试图挽救，有挽救自身，也有挽救帝国，但最终都成为“牺牲品”。在此过程中，人性的复杂，官场的规则，社会的百态都被“常态而真实”地反应。当然，后期剧情转向海瑞，一个“道德巅峰者”以大无畏的精神向体制发布宣战诏书。剧情主要围绕两条线，一是倒严，二是上书。前半部分探讨人性，后半部分探讨制度。

当然，《大明王朝1566》的优点远不止此，高超的演技，一流的台词，甚至一个眼神，一个举止，一个走姿都可谓处处玄妙。

嘉靖

嘉靖，一个身处权力巅峰上的孤独者。“古人称长江为江，黄河为河，长江水清，黄河水浊，长江在流，黄河也在流，古谚云：‘圣人出黄河清！’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？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，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！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，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！自古皆然！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，在奏疏里劝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，朕其可乎？反之，黄河一旦泛滥，便需治理，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，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！再反之，长江一旦泛滥，朕也要治理，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、夏言，杀杨继盛、沈炼等人的道理。比方这个海瑞，自以为清流，将君父比喻为山，水却淹没了山头，这便是泛滥。”这段话集中反应了嘉靖的用人治国之道。

嘉靖帝 / 陈宝国饰

嘉靖帝朱厚熜在位早期英明苛察，严以驭官，宽以治民，可以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，但是他中后期任用奸佞，妄杀忠良，宠好道教，信任方士，导致明朝国势日益衰微。

在嘉靖看来，所谓“清流”与“浑浊”是次要的。他最关心的是自我权力的至高无上性，以及帝国的和平稳定。当然，此后者也是前者的根本保障。这是最高原则，亦是底线，在此前提下再谈其它，否则免谈。历代统治者均如此。这与另一神剧《走向共和》可谓一脉相通。观众能够体会到，慈禧不是不想改革，不是不想国家强大，更不是不想民众生活好起来，只是这一切一切必须是在保证自己权力至高无上，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之下的。认为封建统治者（当然，现在很少用“封建”一词）就是主观上想压迫百姓，剥削民众，这纯属历史的“弱逻辑”，也是与正常的“人性”不相符合的。但由于社会现实体制等等的局限，想要保持权力的稳定性与持久性，尽可能获得最大利益，总是建立在侵犯他人利益之上的。剧中，严嵩对严世藩讲：“我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够呼风唤雨，那个人就是皇上，大明朝只有一个人能替皇上遮风挡雨，那就是我，不是你！”严嵩正是帮助嘉靖维持了权力的至高无上性以及稳定性，才拥有了一切。裕王问：“我大明朝哪些是真正的贤臣？”嘉靖答：“没有真正的贤臣，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，看清楚了，贤时便用，不贤便黜。”在这里，“朕即国家”，谁能为我所用，谁即贤，贤与不贤都是以“我”为标准。

宦官

宦官，以吕芳、陈洪、黄锦、杨金水、冯保等为代表。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具有突出地位。剧中第1集，时任东厂提督的冯保就打死了周云逸，后来压着大家独自给嘉靖报祥瑞，放话：“你们谁要再敢胡咧咧，我立马把他往死里打！”吕芳听说后，笑着说：“我还以为皇上一高兴就让你进了司礼监了呢。”冯保大惊失色，连忙自抽耳光，自跪雪地直到冻僵。宦官系统内部等级极为森严，阴森恐怖，稍有不慎从天堂直到地狱。位于宦官系统顶端的吕芳被称“老祖宗”，这连皇帝本人都十分清楚，并予默认。在第36集，嘉靖讽刺吕芳连呼其“老祖宗”。冯保与杨金水都是吕芳的干儿子，杨金水在浙江又有不少干儿子，通过这种方式，链接为一层层、一个个势力利益集团。

宦官吕芳

在朝廷中枢，司礼监与内阁制度堪称二元双规辅政机制。嘉靖后期，内阁权力高涨，地位盖过司礼监。这在剧中得到了客观的反应，内阁之票拟，司礼监较少有否决的。吕芳与严嵩、徐阶之间，徐阶与严嵩之间都显得十分客气，这也是对官场常态的反应。同是位极人臣的强者与强者，都具高超的智慧与谋略，日常逢面都表现出相当的尊重，哪怕是政敌。这当然只是恭维的套路。高拱与严世藩倒也心直口快，常当众撕破脸皮，历史也证明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最终的失败。不少历史剧在这一方面表现不佳，我们往往看不到他们的城府与深度，争争吵吵不休，这是不符合常态的。但凡混到中央级别的，都是有些本事的。再联系现实政治，领导与领导之间的相处，历史与现实在某些方面总是相通的 。宦官常用来制衡百官，这也是明史常识。严党倒台后，吕芳逐渐偏向裕王一方，嘉靖失去了制衡的途径，遂提拔心狠手辣的陈洪取代了吕芳，但嘉靖对吕芳是有深深感情的，对陈洪只视为纯粹的工具，用完即丢。嘉靖宾天之时也是陈洪死期之至，他得罪了百官，得罪了裕王，也得罪了吕芳儿子儿孙，将来恐无一人替他讲话，因为政治更多是靠人情运作的。

杨金水 / 王劲松饰

江南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的干儿子。心机深重，做事果决，有冷酷的一面，却又不乏人性之温情。杨金水是剧中浙江贪污大案的关键人物，与富商沈一石、浙江大小官员均有牵连。案发以后为了保全其背后势力，选择装疯保命。皇帝念其忠心，放他离开，得以善终。

以杨金水为代表的地方宦官，在外充当“宫里”的代表，为内廷揽财。杨金水掌控着江南织造局与浙江市舶司，都是不折不扣的肥缺。这种差事皇帝只有交给自己的奴仆才放心，地方官府一般无权染指。他们与地方官府既合作又冲突，分别是司礼监与内阁在浙江的势力利益代表。地方宦官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，其它一切利益指向“宫里”，只对“宫里”负责，什么国家大事，平民百姓与他们无关。杨金水常言：“那是你们地方衙门的事，我只管给宫里织丝绸。”对于地方衙门的把戏只管看热闹。可当沈一石私自打着织造局的旗号去买田，杨金水立马坐不住了。当矛头指向“宫里”，指向皇帝，维护皇帝的颜面是他们必须的工作。所有案件一律不准牵扯“宫里”，绝不允许他们“往宫里和皇上头上泼脏水”。杨金水为何装疯？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嘉靖的圣名，同时也是为保全个人。海瑞穷追不舍，毁堤淹田的事一旦真相大白，皇帝圣名就不存在了。杨金水身为司礼监与皇帝在江南的代表，身负皇命，他干的坏事就相当于皇上干的坏事，宦官与皇帝可谓荣辱与共。

严党

严党以严嵩、严世藩、罗龙文、鄢懋卿、郑泌昌、何茂才等为代表。用严嵩自己的话讲，为皇帝遮风挡雨了二十年，这便是忠，皇帝利益即国家利益，这也是严嵩长期不倒的原因。同样，严党倒台原因之一，也是侵犯了皇帝的利益。从严世藩隐瞒毁堤淹田，嘉靖得知后选择容忍，因为巨大的国库亏空仍需要他们去填补，到鄢懋卿南下两淮巡盐，巨大的数额进入严党腰包，嘉靖已难以忍受！“他们拿两百万，朕分一百万，还要朕感谢他们？朕的钱！！！”

只有宦官才是皇帝忠实的代表。“我大明朝所有的官都有退路，大不了辞了官，回家守着老婆孩子过日子。可惟独太监们没有退路，他们只有一个家，那就是宫里。”

严嵩 / 倪大红饰

明朝历史上唯一一个二十年把持内阁的首辅，明史将其定为奸臣之首。他党羽密布，权倾朝野，但是却能在家产被抄没、儿子被砍头之后，仍然独保其身，直至寿终正寝。

严嵩为皇帝遮风挡雨的同时形成了与皇帝利益相冲突的官僚集团，他的下属们未必愿意替嘉靖遮风挡雨，浙江衙门从来都是听从阁老与小阁老的指令。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天下事坏就坏在这里。他们拿你的命换银子，拿浙江那么多百姓的身家换钱，你还得死心塌地的护着他们，还要说为了朝廷，为了国策。什么国策？什么改稻为桑？赚了钱有几文能进到国库。”一言道尽了官场的龌龊。嘉靖（对胡宗宪）：“你杀的人有严阁老的人，有吕公公的人，你就不怕他给你们小鞋穿？”严嵩答：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天下的臣子都是朝廷的臣子。”嘉靖：“朝廷也就是几座宫殿、几座衙门，饭还是要分锅吃的。”此等台词堪称经典！政治常态如此，嘉靖对此也十分明白。何茂才、郑泌昌是大明官员的常态，郑泌昌伏罪时叫嚣：“文官袍服上织的是禽，武官袍服上绣的是兽。穿上这身袍服，你我哪个不是衣冠禽兽。”道出了人人皆知而不言的事实。

胡宗宪 / 王庆祥饰

胡宗宪善于用人，精通谋略，冲锋陷阵，冒死报国，功绩在主持抗倭的诸位大员中当推第一，为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势力侵扰做出了杰出贡献，作用颇大。其次，海禁解除，对外贸易益愈活跃。另外，国防得到巩固。抗倭功劳卓著，实不可灭。为抗倭战争胜利，他忧劳国家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
被视为严党的胡宗宪是个特例，严嵩提拔胡宗宪因看中他的才能，为皇帝遮风挡雨，以保障自己的位置。“天下不可一日无东南，东南一日不可无胡宗宪。”胡宗宪就是严嵩的筹码。但当严嵩向胡宗宪抗倭事宜，不可不剿，又不可全剿，胡宗宪并没有履行，先公后私的观念根深蒂固。不过，剧中似有美化胡宗宪的味道。当然，严党之所以长期不倒，关键还是能办事儿，能替嘉靖“遮风挡雨”。严嵩自信地讲到：“是大明朝离不开你爹！你爹不光能杀人、治人、罢人，还会用人，只有用对了人，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！”严党之所以倒台，一是上文所提到的触及了皇帝利益，第二个原因则是难以办事儿了。嘉靖敏锐地发现，严嵩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严党了，严世藩可以背着严嵩搞一套（如毁堤淹田），严嵩下面的人又瞒着严世藩自搞一套（如打着织造局的牌子买粮），也即意味嘉靖难以通过严嵩有效地控制政权了。这是关键！

裕王

裕王朱载垕 / 郭广平饰

明世宗嘉靖帝第三子，明世宗病死后继位。少年因其母缘故而不得父皇宠爱。是明世宗与杜康妃之子，因其母亲杜康妃失宠，又非长子，所以很少得到父爱。登基前的内忧外患使他关心朝局，对他登基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。倚靠高拱、陈以勤、张居正等大臣的尽力辅佐，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。

裕王一党则更多表现出“先国而后己，先公而后私”的精神，以大明朝或老百姓的利益为上，以裕王、裕王妃、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等为代表，常被视为“清流派”。所谓“清流”与“浑浊”是以公私为标准的。清流派以天下为己任，实际上与专制集权体制存在冲突，甚至难以调和，在现行体制下，容易造成空谈。《大明王朝1566》与《走向共和》都对“清流”做了折中处理。对以往“非黑即白”、“脸谱化”、“标签化”的形象所有克服，以凸显人性的复杂。在总体塑造正面形象的同时，指出清流的弱点。胡部堂教育高翰文：“圣人的书是用来读的，用来办事百无一用。”高翰文，一个典型的清流书生，提出一个空洞的完全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，并自信满满，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下，显得幼稚与天真。“你还是太书生了。”—“书生自由崚嶒骨，何况赵大人也是书生。”—“错了，官做大了便没有书生。”此外，高拱显得刚烈鲁莽，城府与智慧少了些。唯有徐阶与张居正可称老道，看人看事入木三分，想必这才是古代政治家的典范。裕王妃也被塑造为智慧的形象，这与万历早期李太后的表现一脉相承。

沈一石

沈一石，丝绸巨商，在官场、商场、情场游刃有余，练就一身本领。古代社会“士农工商”，商人位于最底层，身份最卑贱。在16世纪的中国，商人难以与功名有缘。沈一石成也织造局，败也织造局，与朝廷打交道，势必卷入政治纷争的漩涡。朝廷当他是推行国策的工具，内廷当他是赚钱的工具，贪官当他是捞钱的工具，这是他无可逃脱的命运。国库亏空，历来只有打百姓和商人的主意。百姓被保住了，商人就会遭殃。“据胡部堂分析，眼下有巨财可以填补国库亏空的，只有沈一石一人。”但结果令人震惊，这位巨商事实上已被各级衙门盘剥得接近破产。

沈一石

很多观众对沈一石与郑、何二人密谋，打着织造局旗号去买田（沈一石另有打算去赈灾）一事不解。这是因为，事已至此，郑、何二人深知改稻为桑本是死棋，强行改稻为桑，百姓造反，自己要去顶罪，不推行改稻为桑也会被顶罪。索性把水搅浑，把事闹大，打出“宫里”的招牌，压制清流派。牵扯的人多了，上面有人顶，自己反而安全，这是他们的判断。沈一石则有另外打算，知道自己必死，故意打出“宫里”旗号，故意隐瞒杨金水，让其给“宫里”打报告。这样以来，在宫里看来，杨金水似乎并不知情，从而挽救杨金水于漩涡中，因为他相信杨金水可以保住芸娘。沈一石对得起任何人，唯独对芸娘深感亏欠。看看沈一石的遗书：“织绸凡四百余万匹，历年上缴织造局共计二百一十万匹，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，所余之九十万匹再买生丝，再产丝绸，使沈某艰难维持至今……上下挥霍无度，便掠之于民；民变在即，便掠之于商……诸公见此账时，吾库存之生丝仅能维持作坊织绸二十天，共计一万零九百六匹……现库存仅丝绸一百匹。”我们不禁想到，所谓“资本主义萌芽”，最可悲的一直是“萌芽”，它长不大。想想沈一石的命运或许会有直观的理解。但另一方面，沈一石作为一个商人常被织造局、浙江衙门待为“座上宾”，这反映了中晚明商人地位的空前提高。随着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和金钱作用的提高，商人势力膨胀，富商常与士绅结为政治经济联盟。士大夫也开始修正他们对商人的态度，如何心隐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和职业分层，把“商”置于“农”、“工”之上。

海瑞

海瑞 / 黄志忠饰

数百年来民间广为传颂的清官典范，敢于挑战皇权、斥责皇帝、不惧牢狱和死亡的威胁，虽地位卑微，却敢向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发出震古烁今的挑战。

海瑞，身处道德巅峰上的孤独者。海瑞无党无派，不仅是倒严的先锋，也不完全同意裕王一派，只以个人的是非标准特立独行。海瑞对明朝的政治生态看得极为透彻，不断追本溯源，发现一切问题根子出在皇帝，皇帝不改变，症结永远在，问题无法解决。震烁古今的《治安疏》出现了！我们似乎觉得，海瑞是个异类，无法立于世间。他不通人情世故，是道德的偏执狂，以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要求每个人，并试图以道德约束和朝廷法律作为挽救国家的根本方法，任何事都得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大家认为迂腐也好，固执也好，不自量力也好。但我觉得，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有像海瑞这样的人存在。固然不可能人人都是海瑞，也不用都去学习海瑞，但至少需要这样的人存在。若天下无一人如此，则天下堪忧！好比：清谈误国，但天下无一人清谈同样亡国。“我可不是为了封疆入阁，我海瑞上梳只为两条，一是我大明的江山社稷，二是我大明的天下苍生。”我相信他讲这样的话，的确发自肺腑。任何时代都需要全心为公的人，需要一心呼吁社会走“正当程序”的人。《大明王朝1566》所刻画的海瑞，也充满着智慧，并非只是倔强与刚毅。当然，文章并不打算考纠海瑞的真实形象，而是表明那个时代确有受到理学完美熏陶，并发自肺腑信仰之人的存在，海瑞不过是其杰出代表，被后人所熟知罢了。

人物关系图

《大明王朝1566》反应了嘉隆之际的政治生态。在“帝制农商社会”的中晚明，身处权力巅峰的皇帝娴熟地运用“帝王之术”平衡各方势力，牢牢把握国家大权；官宦系统、官僚系统党派纷争不断，严党与“清流”的对立进入决战；官宦牢牢依附皇权，充当皇权的忠实代表，并与皇帝荣辱与共；各级官僚贪墨横行，私利至上，官场龌龊，国困民贫；现实体制阻碍着商业积极发展，商人往往充当官方的牺牲品；理学清流、有识之士不慎愤慨，向腐朽的朝政发出咆哮的怒吼；以高、张为代表的新一代“太子派”逐渐显露头角，一场隆万新政就要爆发了！

经典台词

吕芳（教导冯保）：

“我再教你两句话，你记住，一句是文官们说的‘做官要三思’，什么叫三思？三思就是思危、思退、思变。知道了危险就能躲开危险，这就叫思危；躲到人家都不注意到你的地方，这就叫思退；退了下来就有了机会，再慢慢看、慢慢想，自己以前哪儿错了，往后该怎么做，这就叫思变。”

“我再教你武官们说的那句话‘置之死地而后生’，看我大明的气数，这皇位迟早会是裕王的，到了那一天你才真是个死呢！我现在以皇上的名义，派你到裕王府作皇孙的大伴，你要夹着尾巴，真正让裕王和他府里的人重新看待你，如果真有裕王入主大内的那一天，干爹这条老命还得靠你。”

两者都不是什么“好业务”，绝大多数市场上的从业人员都是属于想轻松挣快钱，打金融监管擦边球的行为。

过桥是指"还旧借新"资金拆借。这种业务，专为解决企业在银行贷款到期需续期，但自身又没有资金归还能力的需求。

通常企业向第三方临时拆借资金，归还老贷款，再贷出新贷款，用以归还临时拆借的资金。

"还旧借新"的资金拆借业务，属于高风险高收益业务。通常过桥时间10天左右，利息按照千分之5/天计算。

该业务的风险点在于银行很可能收回贷款后，不再发放新的贷款。那样拆借资金有去无回，陷入一场无休止的追索讨债中。

从以往的案例看，信贷员乃至行长因为违规放贷最终坑害过桥资金机构的情况也不少。

承兑，就是指汇票的贴现。是申请人由于资金需要，将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让于银行，银行按票面金额扣除贴现利息后，将余额付给持票人的一种融资行为。

这里所说的承兑，往往不是直接转让给银行的。贴票人在去银行查询完汇票真伪后，以扣除高于银行的利息后自行贴付给持票人的行为，目的是赚取承兑到期后的利息差。

但是同样这种业务是风险极大的，来源于两个方面：

1 个人从事该业务属于“非法经营”，严重时可以刑事定罪。

2 会有假票风险，甚至克隆票风险。稍有不慎会血本无归，追讨困难。

综上所述，两种业务我都不建议你去做。

你想去从事，必须先搞清楚自己是否有经营的资格和能力，根据实际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选择。

毕竟正规的金融业是一个门槛较高专业性较强的行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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